一个 1967 年的模型
在制定计划之前先看向企业外部，这个做法有明确的年份和作者。1967 年，Francis Aguilar 出版 《Scann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》（商业环境扫描），并提出了一个今天已被遗忘的缩写：ETPS，即经济、技术、政治与社会。这是第一次尝试为高管原本凭直觉完成的工作赋予方法。
这个模型随着世界一起扩张。环境维度在 1987 年《蒙特利尔议定书》（Montreal Protocol）之后的几年里被纳入，并在 1992 年里约地球峰会之后获得决定性的分量。法律维度的加入，是因为监管与全球化开始决定企业能在哪里生产、在哪里销售。结果就是今天多数战略规划仍在使用的 PESTEL：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技术、环境与法律。
六个格子，每个格子里一张清单。问题不在于格子划错了，而在于清单这种形式恰好掩盖了今天真正决定结果的东西。
此后发生的变化
主要是两件事。
第一，在被当作背景噪音处理了三十年之后，地缘政治重新回到企业讨论的中心。在哪里生产、向谁采购、用哪种货币结算，这些决定不再是技术问题，而成了政治问题。
第二，人才不再是结果，而成了约束条件。新进入市场的一代人，对工作与生活的关系有着与前人不同的议价方式。生成式人工智能自动化掉的，恰恰是过去用来培养职业生涯初期人员的那类任务。远程与混合办公扩大了招聘的市场，同一个动作也扩大了流失的市场。而几乎所有需要技术与数字人才的行业，都招不满人。
这四件事都不是人力资源部门的细节。合在一起，它们决定了一家企业究竟有能力执行什么。这就使人才成为一种外部力量，与其他力量并无不同。
第七种力量
由此得到 GESTALT：（地缘）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技术、环境、法律与人才。七种力量，而不是六种；地缘政治恢复了自己的名字，人才获得了独立的维度。
但增加一种力量并不是主要的变化。主要的变化在于拿它们来做什么。
把炒作与趋势分开
每一份宏观力量清单都面临同一个风险：把只是话题的东西当成趋势。这两者的区别不靠讨论解决，而靠指标解决。
对每一种被判定为相关的力量，纪律是选定一到两个量化指标，并以固定周期更新，最好是每季度一次。经济与社会维度用官方统计数据。人才与地缘政治维度用世界经济论坛（World Economic Forum）与世界银行（World Bank）的报告。技术维度用专利数量与科研论文数量，信号在那里出现的时间早于产品。法律维度用正在审议中的法案。再用媒体提及量来衡量什么只是获得了注意力，并由此反衬出什么才有实质。
提及量很高而没有任何指标在移动的话题，是炒作。指标在移动而提及量很低的话题，往往就是机会。
矩阵能做而清单做不到的事
GESTALT 分析有三个步骤。用本期发生的变化更新七种力量。在每一种力量之内，识别出对自己所在行业真正重要的趋势，以及跟踪这些趋势的指标。然后，绘制它们之间的关联。
第三步才是这个模型的分界点。每一项相关观察都被记录在两种情形之下：该力量加速，以及该力量减速；对每一种情形，再估算它对其余六个维度各自的预期影响。由此得到的不是一张清单，而是一个矩阵。在矩阵里可以看到，比如一项针对数据的监管限制会推高客户获取成本，后者又改变价格结构，而价格结构又改变企业需要招聘的销售人才画像。
这条链条无论如何都存在。区别只在于，它是在成本进入财报之前被看见，还是之后。
名字的由来
Gestalt 是心理学用来描述零散的点突然构成一个图形的那一瞬间的术语。这个想法更为古老：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。
用在战略规划上，它说出了一件简单而令人不安的事。一家企业可以逐一正确地跟踪这七种力量，却仍然看不见正在形成的东西，因为正在形成的东西不在其中任何一种力量里面。它在它们之间。
- Aguilar, F. J.：《Scann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》。Macmillan，1967 年。
- 《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》（Montreal Protocol），1987 年。
-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（Rio-92），1992 年。
- 世界经济论坛（World Economic Forum）：《Future of Jobs Report》，近期各版。